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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柯宇 敏感从何而来
发布日期:2022-05-14 11:55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导演叶大鹰去郭柯宇家吃饭,他看到郭柯宇在家里头忙前忙后,照顾孩子,叶大鹰问她,「你还演不演戏了?」郭柯宇说,「你看我这样,我怎么演?」叶大鹰想了想,说,「你还是应该找回自己。」

  在《再见爱人》剧组,她每天睡得很少,夜晚的吐鲁番盆地又干又冷,冻得她脑仁疼。严酷的环境把每个人的外壳一层层剥开,裸露出各自真实的面貌。但郭柯宇没有钝化她的感知。

  她管月亮叫「月亮婆婆」,「那里的能见度太好了,你会觉得好像月亮婆婆在听你诉说一些什么似的,她什么都知道」。写给节目的歌里,她把月亮比作一个「慈爱的哈密瓜」,歌里她还写,「照亮我们赤裸的盛装」。郭柯宇说,「你看我们即使裹的是大妈们的头巾,但人可以赤裸坦诚相见,其实是最华贵的。」

  2021年,这档以离婚为主题的真人秀节目里,郭柯宇以一个极为朴素的形象出现,头上裹着暗红色的围巾,嘴巴干燥得起了皮,对镜头细声细语地做着内心剖白,毫不隐瞒自己在亲密关系中的勇敢与局限。她的表达真诚、细腻,像一根敏锐的探针,扫视着生活的边角,再精准地将之呈现。

  你很难把她归于某一种类型。但又感到欣喜,一个丰富而难以被定义的女性,已经很少在公共场域被看到了。而这竟然是一档真人秀节目。这档节目辐射的范围完全超出了家长里短,这样特别的女性样本让人惊喜。

  「你要是跟她说什么,她就会仔细听,讲一小时,两小时,她都能在那儿一直听。」好友进进甚至记得,郭柯宇的瞳仁有些不同,是一种很淡的棕色,这使得她的眼神显得比别人更亮、更透澈。她就这么望着你,听你说话,眼睛湿润明亮,好像所有吐露出的困惑和失落都可以被她很好地承接。

  「一天下午,我去传达室取报纸,忽然看到青影院门口有两个女孩子在玩『跳房子』。其中一位的红裙子在夕阳的照射下,一闪一闪地格外耀眼,我定睛一看,发现穿红裙的女孩子不仅有一副清秀的容貌,气质也是那么纯真、透明,好像是从大森林里走来的。」导演章家瑞描述他在1991年夏天第一次见到郭柯宇的模样,这之后,郭柯宇出演了章家瑞导演的电视剧《太阳鸽》。

  这和多年后好友们形容郭柯宇的词语不谋而合,他们都提到了郭柯宇身上最特别的气质,灵气和敏感。

  郭柯宇摇摇头,她也不知道。她脑里存放着一些细节,比如她想起,自己有一种能力,一场聚会结束,众人散去,她能根据朋友们在桌子上的痕迹,判断谁坐过哪些位置。有人满地扔烟头,有人规规矩矩地把烟头收好。个性强烈的朋友,连摁灭烟头都是带着劲儿的,会在菜的残渣里扎得很深。

  再比如,多年前落榜北京电影学院的那个下午,一个小学同学陪她去学校看榜。同学先去看,她在马路的另一端等他。等同学从校门口出来时,脚步变得犹豫,很难向自己走近,同学还没走到她身边,她就哭着转身走了。「那时候车不多,车速也不快,但是他一直东张西望,一段很短的马路,他走得很缓慢,我就知道他有难以开口的话要对我说,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」

  剧组拍殡仪馆的戏需要大量的群众演员扮演死尸,她注意到那些群众演员,「他们穿上自己觉得特好的衣服,饭后自己给自己补妆。我很好奇,他们对自己这短暂的表演片刻是怎么理解的?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?他们在演的时候,躺下和起身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?」

  我们一起共读一本关于植物的书《怎样观察一棵树》。她说,植物其实有语言的,它们会发出很多信号,「你轻轻捏它们的茎,如果松松的,它们告诉你它喝饱了。」

  郭柯宇在时刻表达一种生命力,它不是沉重的、悲苦的,而是轻盈的、灵动的,像是马上要跳跃起来。

  《人物》第一次和郭柯宇见面是在夏末。一家咖啡馆里,她穿着薄开衫,松散的发尾扎着棉布发圈。那时的她拘谨、礼貌,只有在完成了充足的观察和判断后,她才慢慢放松,坦诚的话语开始流淌出来。那天,她点了一份芝士蛋糕,轻轻把蛋糕推向我们,「一起吃吗?」

  好友张海颖说,她从未看过《再见爱人》,在她看来,综艺节目总是布满表演,郭柯宇又是这么真诚的一个人,把自己裸露在那个场域中,是多么让人心疼的事情。

  一个女孩坐在沙发上,及腰的长发又厚又黑,没有任何妆容。说话的时候,她微微低着头,齐刘海下一双灵动有神的眼睛,注视着房间里的另外三个人。

  郭柯宇也注意到房间里这个和她年龄相仿的女孩,拍完照片后,她拉了拉进进的手,请求她,「我一个人在这边很闷,你晚上可不可以陪我一起住?」

  进进答应陪她。接下来的一周,白天,两个高中女孩在电影节的各个会场走来走去,在酒店里打台球。晚上,她们躲在被窝里说悄悄话。每天,不断有人来房间里找郭柯宇做访问,进进注意到,郭柯宇的姿态是收着的,「她的刘海很厚,快要遮住她的眼睛,她那时侯的眼睛有一点点犹疑的感觉。来的人对她的宠爱也好,对她的探索也好,她都会有一些抗拒。那时她还很小,一个人走到外面,不得不保护自己。」进进回忆。

  她应郭柯宇的邀请,去北京玩。汽车开过西单,那里挂着一幅巨大的招贴画,印着郭柯宇的脸。那个年代,几乎没有人不认识郭柯宇,少女影后,光芒万丈。在那个属于表演的世界,郭柯宇被视为明星,但在真实的生活里,郭柯宇却把自己缩得很小很小。

  当时,郭柯宇因为在电影中裸露后背备受争议,她会下意识地把这些身体特点隐藏起来。她总穿带高领的衣服,衣服宽宽松松,把青春时期的身材紧密地包裹住。她常做的一个动作,是低头、闪躲,用手指把刘海扒拉到眼前。「她是越来越敏感,越来越敏感,并且一直维持到了现在。」

  远方的人希望亲近这个特别的小女孩,离她更近的人却希望与她隔绝开。学生们的信件被统一暂放在传达室的书架上,后来,郭柯宇发现,它们越来越频繁地被人私自拆开,丢弃在厕所的坑位里。自行车车胎也经常被扎破,她不得不推着车回家,「我能理解他们。你会觉得你在学校里要再谦虚一点,再低调一点,你有点太特殊了。」

  很多年后,她开始理解那个高中生男孩,「他可能会觉得,我是一个骄傲的人,你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。」气愤的劲头过去了,她感到心酸,「那个年代,失去了就真的失去了。有什么事情能障碍住我们这么小懵懵懂懂的缘分呢?」

  从小到大,郭柯宇和父亲都是疏离的。一家人从没有一起在一张桌子上吃过饭,有时,母亲不上桌,在厨房里吃饭;有时,父亲的饭菜在自己的房间里解决。父亲房间的门不总是锁着,走进去,先是各种各样的木头块,上面浮着锯末、刨花儿,然后是一尊尊可怖的石膏像。她记得父亲房间里的味道,是毡布吸饱了乳胶、墨汁和松节油,散发出来的气味,后来有几次她去文具店,那里的味道常会激起这段记忆。父亲最经常和她说的话是,「你别往里面蹚了,一会儿这儿那儿被你弄翻了。」

  「他是一个情绪化的人。」郭柯宇评价父亲。开心的时候,他给郭柯宇学狗熊偷蜂蜜,狗熊馋蜂蜜却够不着,又被蜜蜂蜇得落荒而逃,逗得郭柯宇直乐。但脾气上来的时候,他又切换到愠怒的模式,表情吓人。他的多变控制着郭柯宇和母亲,他一不开心,她们就往自己身上找问题。

  「小的时候,怕因为我哪儿做得不好,让爸爸妈妈不高兴,尽量不要因我而起。」好汉不吃眼前亏,观察他今天「路数不对」,郭柯宇就躲到一边,不要出现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。

  「我从来没有渴望过他对我有什么认可,他不要注意到我就好了。」她被同学夸漂亮,被称作校花,说给父亲听,得到的回答是,「女孩子漂亮有什么值得骄傲的,气质好,那个味道才最重要。」郭柯宇记得,父亲画葡萄,会真的买来葡萄,画出葡萄的紫色、绿色、灰色,他画动物的毛发,会一根一根地去勾画。作为父亲生活的旁观者,她对世界的辨析度也变得精细起来,很久以后,她还是能想起葡萄的层次、动物皮毛的松软。

  和父亲相关的回忆太少,零星记得,父亲会带她去滑冰和游泳,理由仅仅是因为父亲自己喜欢。他告诉她,别娇气,你扎进去呛两口,你就学会了。他在郭柯宇的腰上绑了一根粗绳,任她在水里扑腾。

  施加在郭柯宇身上的疏远和凝视,使她在后来的人生中不断审视自己。她解释,她的敏感是向「内」的,不伤人的。「如果这个人太敏感,那他对周围人有太多的挑剔,我觉得那是会伤害到周围的人。但你不要那样啊,你敏感到很多东西,你更知道,原来他也挺不容易的,或者怎么着。」

  她拍戏赚了点钱,去秀水街买衣服,从来不砍价,「除非对方拿我当大傻子,我基本上不砍价,我知道他想赚我多少,我认,我就给他了。我觉得人家也挺喜欢你的,说这衣服适合你啊,没必要跟人家砍。」

  「不知不觉地就有了这种感知,我都不用刻意地去观察我爸爸,或者观察周围人,基本上打眼就知道,这个人是不是真诚的,对你友好的。」郭柯宇说,「但是我不会设防,那种设防挺可笑的,如果你的思路困在这个人会不会算计我这一点上,什么事情都还没发生呢,你就已经是一个受害者了。」

  纯线年,周广斌来北京打拼,后来结识了郭柯宇。相识的时候,她不过20岁上下,乖乖巧巧的长发,套一件朴素的T恤或裙子,「扔人群里估计也找不着」,但是一开嗓,她就浑身充满灵气。他们常常在一栋平房里玩音乐,唱着唱着,郭柯宇会突然用特别奇怪的方式唱歌,逗大家笑,「就那么古灵精怪的一个女孩」。

  组乐队的想法就这么出现了,他们拉来欧洋一起搞音乐,让他当队长。这个乐队的名字和它的组成一样随意,叫做「蘑菇」,「实在是没文化,实在是不知道取啥名,他们说是什么什么名,都行,无所谓。」郭柯宇说。她觉得乐队的音乐本身胜于名字,签约华纳以后,他们寻思要选一个正式的乐队名,就改成了「追星族」,选这个的原因是它看起来比「蘑菇」好像更正经一些。

  《纯真年代》那首歌是在周广斌家写的。那个夏天,没有空调,只有一把吱呀呀转着的电扇。一人手里拿一根双棒牌老冰棍,周广斌在那儿弹,郭柯宇就对着扇叶「啦啦啦」哼曲儿,声音颤颤巍巍从扇叶里传出来。

  周广斌对这个不懂乐理的女孩感到惊异,「她不懂乐理,但她心里头有的东西,那种对生活和音乐的敏感,又是别人很难达到的。她就有,她血液里有,你知道吗?」

  车道沟附近的那个平房也是追星族的排练地。四五个人坐在客厅的大沙发和搬来的凳子上,靠着茶几围一圈,随意地弹奏吉他。有人哼起了旋律,或者用吉他弹了几个小节,觉得这个「动机」不错,顺着往下发展,不好玩了,就换一个动机。玩得差不多,周广斌起身去给大家做饭,再撬几瓶啤酒,继续玩到天明。这么一宿一宿地写歌,每天的日子都恣意自由。

  那是属于千禧年的空气,新鲜、畅快,一群人在街上晃晃悠悠,做未来的梦。因为没有指望做乐队能赚钱,他们写歌速度很慢,一首接着一首,最后也算凑成了一张专辑。

  有一回,他们一起去北京游乐园玩,坐一个类似飞椅的游乐设施时,郭柯宇在空中大叫,「这太吓人了!」另一个吉他手冲她喊,「郭柯,没事,你看远方,你看远的地方就好了。」郭柯宇转晕了,「远方在哪儿呢?哪儿呢?」

  如果选择了结婚生子,是不是意味着她就要离开自己的事业了?进进知道,在此之前,郭柯宇一直没能完全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,还没有拍到特别满意的作品,她会在这里就停下了吗?

  得知怀孕后,郭柯宇和乐队成员都默认了暂停这个决定,专辑的发行也搁置了。她甚至不记得乐队最后一场演出是在何时何地进行的,没人知道哪次排练是最后一次。「大家都停下来呗,也没什么可说的,平时该干嘛干嘛。」周广斌说,「郭柯特别不好的那几年,我都做好了放弃的准备。」追星族停了以后,成员们分头展开各自的人生。周广斌继续从事音乐制作,欧洋把重心挪移到了其他乐队上。

  「我进入婚姻是因为我那时特别想当妈妈。那时候,我在每个城市到处飞。有一次印象很深,我早上下床的时候,『咚』一声就撞墙上了。我忘了自己在哪个酒店,下床的方向是哪个位置。我害怕每个戏杀青。杀青之后,好像也没什么念想了。走了就走了,回来也没有人接。只有我妈偶尔问,你怎么样?吃了没有?喝了没有?我特别想要一个孩子,想要一个有生命上缔结的东西,我跟他永远是缔结在一起的。」很久以后,郭柯宇回想起自己的选择,这么解释。

  2011年,孩子出生。照顾他的头两年,担心家里的长辈熬不动夜,影响脑供血,晚上由她来换尿不湿、喂夜奶。孩子一岁多,开始学会走路了,她仍然脱不开手,「我一直觉得,三岁他上了幼儿园能熬出头吧,上小学能熬出头了吧,结果发现是熬不出头,他不同阶段对你的需要是不一样的,永远都得操心。」

  秉持旧时婚姻观的母亲常常劝郭柯宇,「你作为妻子,应该再体谅一点,再包容一点,你做得还不够。」郭柯宇抗拒这些解读,「在这个过程中,我不知不觉地离自己的东西越来越远了。」

  父母离婚后,母亲和郭柯宇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。母亲把她当作情绪的出口,希望她孝顺、守护自己,提供安全感。家里找小时工阿姨,母亲会生气,觉得自己不再被需要。郭柯宇想给儿子请老师周末补课,母亲不满,给她发来一连串60秒的语音。为了看懂孩子的题目,母亲戴上老花镜,研究习题集背后的答案,她已经快80岁了,头发花白,「像个老花猫似的」,年轻的时候,读书是为了走近丈夫,现在读书,是为了走近她的外孙。

  儿子在学校寄宿,郭柯宇去外地工作,留下母亲独自在家。郭柯宇回来,一眼就能看到客厅墙上的投影亮着,母亲在沙发上睡着了,电视声音放得很低很低。郭柯宇能感受到她的孤独,一个前半生把自己奉献给伴侣、家庭的女性,仍在遵循着这样的惯性,她不责怪母亲,「她的生活好像只有我们。」

  「这一生我和我妈妈是聊不通透的,但是我不放弃和她交流我的感受,她也没有放弃和我的沟通,我们都想去找到问题到底出现在了哪里。」她说,「我们现在还是常常会聊天,不是以母女的身份,也不是一个妻子和另一个妻子,是女性之间的沟通。」

  进进却觉得,郭柯宇在婚姻家庭中同样在实行一种奉献,只是她自己没有意识到,「她觉得她在抗拒母亲的那套模式,其实她也控制不住地去这样做了,她反对的正是她身上就有的东西。」

  相比母亲,郭柯宇往前走了一步,挣脱了传统家庭对她的期许。但她依然不可避免地卷入家庭生活的惯性,承担的部分越来越多,自我再次开始塌缩。她从未停止和母亲以及母亲所代表的「女性美德」进行博弈,包容和忍让的界限变得模糊、难以辨清。

  进进想起,那年珠海电影节的一次晚宴上,她牵着进进的手去赴宴。组委会的人走到两个女孩面前,说进进不可以坐在这里。郭柯宇听完仰起头,轻柔地、坚决地对那个人说,「如果她不能坐这里,我也不坐这儿了。」说着就要带进进走。组委会的人妥协了。

  导演叶大鹰去郭柯宇家吃饭,他看到郭柯宇在家里头忙前忙后,照顾孩子,叶大鹰问她,「你还演不演戏了?」郭柯宇说,「你看我这样,我怎么演?」叶大鹰想了想,说,「你还是应该找回自己。」

  张海颖去她家看她,郭柯宇精神恍惚,但坚持下厨做饭。回来后,儿子偷偷告诉她,以后不去柯宇阿姨家吃饭了。她问为什么,他说:「他们家的饭都是夹生的。」张海颖难过得要命,「我们那个时候还去打扰她……」精神稍微好一些,郭柯宇和她念叨,「海颖,你一定要注意身体,我这次生病以后,感知到好多东西。我们还是要去做自己喜欢的事。」

  同时暂停的还有线年,话剧导演杭程邀请郭柯宇参演话剧《旧爱》。《旧爱》的演出结束后不久,郭柯宇的病情加重,她不得不缺席杭程的下一场话剧《鹅笼先生》的排演。但大部分的排练,郭柯宇都会悄悄跑来工作室看。

  她来的时候不会发出声音,默默地找个地方坐下,谁也不知道郭柯宇最后是什么时候离开的。后来,她会给大家做凉面,从自己家里背来一包包面条和佐料。一群人在上面演,她就在台下边盯着话剧边剥蒜,一边剥一边举大拇指,「你们太神了!这儿特别棒!」

  「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示好,怎么告诉他们我爱你们,所以就去做饭。」杭程忙着排练,没顾上她,一回头,十几碗凉面都做好摆上了。

  《鹅笼先生》排了十个月,季节变了又变,在场的人都恨不得穿背心的时候,郭柯宇怕冷,依旧紧紧裹着羽绒服,蜷缩在角落里看他们。「那个眼神里,有爱慕也有羡慕。」杭程说。

  演到第三轮,杭程觉得,得把郭柯宇拽回到戏剧中来,不能再让她眼巴巴地做一个旁观者。他把导演的权力交给她,让她来尝试完成这个作品。

  郭柯宇导演下的《鹅笼先生》有了一种细腻的质感,杭程擅长从更宏观的角度把握戏剧,这和郭柯宇相反,她更想去挖掘每个人物的情感,杭程说,「她愿意去雕琢他们。」

  郭柯宇那时候常常梦见,她在剧场里,剧场变暗了,马上要开始敲钟了。没有话剧,她就像丢了魂似的,一轮话剧和下一轮话剧之间有空档,演完一轮话剧,她极其失落。「我去做话剧,是因为做话剧不用出差,这样子就不太孤单了吧。十年又不是十天,对吧?我认了,我也乐在其中,我喜欢生活,但我也喜欢演戏,怎么办呢?」

  「她过去错过了那个时代,年轻、恣意妄为,我认识她之后,觉得这个时代又错过了她。她是一个天生的演员,但这个时代不需要她了,没有人再拍特别艺术的电影。我当然怜惜她,但是没有办法。」杭程说,「我觉得柯宇是那种生命艺术家。她拿自己的生命来交换这些艺术、朋友。别看外表她是低调的、温柔的,她的内心是一个极其热烈的人,她需要燃烧生活,我很希望她能有好的状态、好的生活。」

  2020年,郭柯宇离婚。退出旧日生活的过程是缓慢的,一步步,没那么干脆。搬家那天,郭柯宇面对着一屋子的家具,哭了一场。她计算着,搬家的车来一趟要多少钱?哪些东西需要舍弃?今晚的晚饭怎么解决?到点了吗?是不是要去接孩子了?

  她承认,她出现过物质和经济上的焦虑、对未知的恐惧,「一定是会有的,但是这和原来那种不太理想的生活状态比起来,太微不足道了。」

  2021年的农历新年,郭柯宇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计划——去拜访朋友。她知道,虽然说是拜访,但终究是「目的不纯」。她买了一些礼品,孩子的玩具、老年人的生活用品,把每一天都排得满满当当。于是,那个春节假期常常会出现这样一个画面,朋友们吃过饭,坐在一边闲聊,那句憋了很久的话从她的嘴里蹦出来,「我需要一份工作。」

  怕对方觉得为难,她马上又跟了一句,「有适合我的角色就可以,没有也没关系,别为难剧组。但我可以……我可以演得很好。」

  下这个决定对于郭柯宇来说,需要鼓足勇气,她过去是一个生怕麻烦朋友的人,但是她知道,自己必须要「蹚出这一步」。

  每天她在环绕小区的塑胶跑道上跑一个来回。通过节食和运动,那个冬天,她瘦了近50斤。

  离婚后,她亟需一份工作,去照料年近80岁的母亲和儿子 ,她已经想好了,等身体慢慢瘦下来,去剧组跑龙套也可以。

  一年前,郭柯宇签约了新的经纪公司,姬畅成了她的新经纪人。那一年,姬畅拿着她的名字,为她四寻工作机会,得到的回应无非两种:郭柯宇已经没有什么热度,另一种是,离开了十年,她还能演好吗?十年,还是太漫长了,漫长到这个行业已经渐渐遗忘了她。

  姬畅收到了一些拒绝,但他仍然充满信心,他坚信,只要给郭柯宇一个演戏的机会,把她扔进一个剧组,她一定能让人信服。他能拉着人说两个小时郭柯宇的好,给对方听郭柯宇唱过的歌,你听你听,她唱得可好了。「朋友说我就像搞传销的。」

  《人物》视频采访拍摄的现场,郭柯宇被问到一个问题,「重新进入工作状态,适应和不适应的地方分别是什么?」她提起,自己在片场候场,有一种回家的感觉,很想念。说完,她的眼眶红了,她急忙道歉,离开了镜头。

  「我们现在经常会互相安慰,说没事,我们一定会更好的。有的时候大家很累很累,或者我有点情绪不高,她就会逗我,嘻嘻哈哈。」姬畅说,「她对于我来说,是很特别的朋友。不可能是商品,怎么可能是商品呢?如果有一天,她能再创造点什么成绩,我肯定比她还开心。」

  「她经常做傻乎乎的事情。」杭程说。两人一块聊天,郭柯宇蹦出不着边际的话,杭程嘘她,「你能好好想想吗,什么乱七八糟的。」别人评价郭柯宇细腻,他不太同意,郭柯宇的细腻是放在表演里的,生活里,她对人晶莹透亮,啥话都往外蹦,弄得朋友们都替她操心。作为朋友,他得时刻准备接住她。

  被大众看见后,找郭柯宇帮忙的人多了起来,有朋友饭店开张,让郭柯宇帮忙录视频,她都照做。姬畅觉得又好气又好笑,提醒她,「很多工作不能乱接的。」郭柯宇委屈,「人家让帮帮忙,帮帮忙。」

  郭柯宇喜欢去公共澡堂泡澡、蒸桑拿,一次,她告诉姬畅,自己在澡堂被人认出来了,「有个大姐好像认识我。」姬畅说,「以后不要去大众澡堂了,被人认出来多尴尬呀。」郭柯宇倒是把这话听了进去,她后来又去了一次,姬畅问她怎么回事,她解释,「我今天泡澡戴了口罩的!」

  她的世界由各个生动的细节组成。张海颖去她家,会看到她的墙壁上贴着她和儿子画的小画儿,他们把摘来的花做成标本,压进书里,再串起麻绳。母亲教会她钩织后,她开始一条一条地织围脖、披肩。她给母亲布置任务,她设计沙发盖布的款式,母亲来完成。她最喜欢去逛附近的花鸟虫鱼市场,不论她买什么花,都要给张海颖带一份,一盆一盆地往她家里送。

  做家庭主妇的那段日子,她的聊天对象是家里的小时工,「人家不知道你是谁,她们天天为五斗米折腰,跟你聊的全是接地气的事儿。」她会逮着机会问外卖员,「你知不知道附近哪家串儿卖得最好?」由此,她得知了附近哪家串最好吃、量最多、哪家串离得近,送来的时候不会太凉。

  生活经验在她身上的累加,都成了日后理解他人的途径。好友张海颖这么总结她的敏感,「其实这十年,她一直在家里也未必是一件坏事。她没有去接触风云变化的娱乐圈,可能把她最纯真的东西保存了下来。等到她再出来的时候,她还是像以前那么热爱,那么真诚。」

  她来珠海拍戏那几天,进进去酒店找她玩。郭柯宇一边开着摄像头,和儿子视频通话,一边和她们聊天。母亲和女儿这个身份,成为了她的生活背景。

  2021年的年末,她在北京、珠海、三亚、成都这些城市穿梭,得到了一些试戏机会,「它开始了,它发生了,那么我要重新分配好自己的生活律动,它需要你有足够持续的智慧和认知来去把控好。」

  重聚那天,三个人的状态都很好,郭柯宇又在唱歌时搞怪,「这才是她嘛。」周广斌说。十多年后,三个人都发生了新变化,欧洋上了《乐队的夏天》,周广斌在音乐制作上有所进步,最重要的是,郭柯回来了。

  工作走上正轨后,郭柯宇赚了一些钱,给张海颖买了一个小包。张海颖很开心,并不是因为收到了一份礼物,而是它足以证明,郭柯宇又能够支配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工作,正如她在节目《再见爱人》里所说,「这是我唯一手里能攥紧的东西。」

  「那时候天还没怎么亮,有一点风,空气很凉,气温比现在还要冷一些。早晨七八点,我从家里出发,绕着小区开始跑。耳机里放的是樊登读书。」郭柯宇习惯性地仰着头,视线落在远方的某个点上,一点点地和《人物》回忆,「一边听一边想,我得准备好自己,人家努力地帮你去往前蹚路,你不可以偷懒。这条路我总是能跑通的吧,就这么一圈一圈地跑。」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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